刑事司法与执法中的政府监控依托最为强大的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干预广度、深度都远远超越公民个人、商业机构、社会机构，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本身就是双刃剑，一旦滥用，为祸尤烈，对其信息使用的规制既关系到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更与公民的人格尊严、个人自治等一系列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显属法律规制的重点领域，理应加以认真研究与对待。

[30]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10]相比较而言，《刑法》第96条对国家规定的界定是封闭式的、确定无疑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立法机关认为，这里的国家有关规定是指宪法、刑事诉讼法、本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有关国家规定，这一列举并未清楚地划定有关规定的范围，属于不完整列举，[10]显然长期以来技术侦查部门所遵照的各种不对外公开的各种政策文件、内部规范性文件似乎也属于有关规定。[6]参见陈卫东：《理性审视技术侦查立法》，载《法制日报》2011年9月21日。[13] 合法性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相近似，要求限制公民隐私权不仅要有法律依据，且更为重要的是该原则对依据的法律的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法律必须是良法。[16]就《欧洲人权公约》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情况而言，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鈺雄教授将其归纳为法律保留、正当目的与比例原则三个方面，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思路基本一致，参见林鈺雄：《刑事程序与国际人权》（二），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46-251页。人人有权享有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3]这一状况伴随着2016年4月27日欧洲委员会与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刑事执法司法中保护公民个人数据的专门指令而出现变化，在该指令中欧洲立法机关首次将刑事执法司法中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纳入规范视野，并开始尝试将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与范式部分移植到刑事司法领域，由于该指令尚需两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内化为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关于实施效果与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关于该指令详见Directive(EU)2016/68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evention, investigation, detection or prosecutionof criminal offences or the execution of criminal penalties,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8/977/JHA. [4]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保护状况而言，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了初步的规范。如此一来，固守传统法律规则中对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的二分法将势必导致规范结果的严重失衡。原告主张的法律基础是欧洲理事会发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5/271决议（1965年5月13日）和同样由其发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227号指令（1967年4月11日），涉诉指令在共同体范围内设定了一项增值税，并由前述决议定将这项增值税适用于货物运输。

郑琪：《施密特、敌人和国际秩序》，载《政治思想史》，2017年第4期，第135-163页。相关的欧盟历史考察，见Mortern Rasmussen, How to Enforce European Law?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ver the Direct Effect of Directives, 1958-1987, European Law Journal, Vol.23, 2017, p. 295. 66. Case 9/70 Franz Frad v. Finanzamt Traunstein [1970] European Court Report 826-42. 67. Case 9/70 Franz Frad v. Finanzamt Traunstein [1970] European Court Report 836-37. 68. Case 33/70 SACE v Finance Minister of the Italian Republic [1970] European Court Report 1217, para (a) (Part 2 Observations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值得说明的是，本案中欧洲法院的这一点判断，针对的是EEC条约第9条与第13条第2款规定的各成员国消除关税的最后期限。当时意大利政府甚至不认为这一争议可以成为一个由私主体提起的诉讼事由，因为依据国内法完全可以裁判。45. 这一认知也与当时国际共运政治领袖的想法存在暗合。

来源：《欧洲研究》2021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宪法特质 欧盟公法 成员国主权 比较宪法 宪法现实主义 。仅仅关注宪法规范无法充分理解欧盟宪法，后者的规范性与欧盟的宪政进程以及宪法文化紧密相关。

而后1995年《申根协议》生效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欧盟实现欧盟南扩。后受到欧洲委员会通过声明反击。欧洲法院想要继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成员国法院向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寻求初判意见的程序，这也是前述两案欧洲法院作出裁判的程序基础。71. Case 138/79 SA Roquette Frères v Council [1980] European Court Report 3334-3362. 欧洲理事会成立于1974年，标志着欧洲一体化早期进程中首脑会议的定期化和制度化。

本案的主要争议是英国1988年议会《商事船舶法案》（Merchant Shipping Act 1988，下称商船法）规定在英国注册的船只，英国籍所有人必须达到75%多数。而制宪权理论作为里斯本判决依赖的重要理论来源，也被用作对宪法变迁的实质限制。最后，在前两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才能继续交代成员国早期典型审查共同体法进而尝试限制共同体权能的宪法判决，以揭示生成宪法特质教义的在先典型判例法。这一案件被称为Solange III或者马斯特里赫特判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本判决在现实中引起了其他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效仿，后者纷纷在判决中阐明本国宪法秩序的特质。一年后，在Costa v. E.N.E.L.一案中，欧洲法院进而证立了共同体法律优先效力原则。

国际法领域对欧盟法系统性的研究，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7. Decision 92-308 DC of 9 April 1992 (Eng), para 27, 45, 50. 88. Neil MacCormick, The Maastricht-Urteil: Sovereignty Now, p.260. 89. 及至20世纪90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纳入辅助性原则，目的是为了限制超国家层面的立法权。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欧洲宪法特质的讨论还诉诸了特定的法律传统。目前英文世界中欧盟公法的专门期刊还包括《德国法期刊》（German Law Journal，创刊于1999年）和《欧洲宪法评论》（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创刊于2005年）。欧洲公法的第一本研究手册则由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发起编纂（The Max Planck Handbook in European Public Law），自2017至今共三卷本出版完毕。判决指出：即使战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1条允许为了加入国际组织而对意大利的主权进行限制，相关国际条约也不得侵犯意大利宪法的根本原则或者基本人权，并且意大利宪法法院对国内立法是否与共同体条约保持一致具有管辖权。但成员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也能争辩让渡给欧盟的权力内容上具有最终权威。共同体法的直接效力与优先效力在现实中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秩序以约束成员国的权力机关，意在使后者与成员国法律秩序相平行。

然而，中文研究迄今为止对这一比较宪法研究中近十年最重要的前沿主题之一尚缺乏进一步的具体讨论。90. TEU4(2): The Union shall respect the equality of Member States before the Treaties as well as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inherent in their fundamental structures,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nclusive of regional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It shall respect their essential State functions, including ensuring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State,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particular, national security remains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Member State. 91.  Armin von Bogdandy and Jürgen Bast, The Federal Order of Competences in Armin von Bogdandy and Jürgen Bast, eds.,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CH Beck, 2010, pp.297-298. 92. Mario P. Chiti, Judi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Where is the Dividing Line? A Praise for Judicialization and for Judicial Restraint, European Public Law, European Public Law, vol.21, 2015, p.71. 93. Judgment of 30 May 2006, Commission v Ireland (MOX Plant), C-459/03, EU:C: 2006: 345, paras 63, 121 and 132. 94. 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所述202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欧洲央行政策的违宪这一事件，它最新的进展是：欧洲委员会在2021年六月正式发送了一份告知书给德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两个月之内予以回复。

65. 当时大部分指令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某项共同体立法或者政策在某一成员国实施的最后期限。基于如是理论情境，本文的作者意在通过连续的尝试来推进这一概念上的讨论。

甚至在没有违宪审查的荷兰，也出现了对荷兰宪法特质比其他成员国更为温和（Modest）的讨论。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共同体法院对正确行使集体权力的任务进行监管，是新生经济共同体的根基。

2016年，一贯亲欧盟立场的比利时宪法法院亦做出类似判决，把自己加入到适用宪法特质教义的法院阵营中。英国对共同体法优先效力的司法审查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Factortame案。7.  高仰光：《欧盟距离同一个欧洲还有多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里斯本条约案判决的法律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17-125页。EPLO下设包括欧洲公法学会（Academy of European Public Law）在内的11个实体研究机构，还设立了欧洲公法研究书系，旨在建立欧洲公法这一独立学科和研究领域。

在议会通过《里斯本条约》后，部分议员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起诉，指控《里斯本条约》违背德国宪法，损害德国议员的权利。如果德国政府的回复后欧洲委员会判定德国没有履行欧盟法下的成员国义务，那么这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案件呈送给欧洲法院。

一直到1986 年的《单一欧洲法案》中，才正式明确了欧洲理事会与共同体的关系及其法律地位。1974年的Solange I 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限制了共同体法的优先效力，理由是当时的欧共体并没有一部可以和《基本法》上基本权利保护相匹配的权利法案，欧洲法院在基本权利保护上的能力不足（Insufficient），所以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基本权利保护的义务，有权审查共同体法是否与《基本法》适配（Compatibility）。

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目标，1958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宣告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为未来的欧洲法律一体化提供了初步明确的制度框架。摘要:  欧盟一体化曲折进程的表现之一在于成员国宪法秩序对于欧盟法优越地位的排斥。

1952年，根据《巴黎条约》，作为组成欧洲煤铁共同体的正式机构，欧洲法院成立。换句话说，前述两案的既判只是给共同体独立公法秩序的发展开了个头，而远非能够夯实其根基。1979年3月共同体委员会将一项关于名为Isoglucose的糖类法规修改案提交部长理事会，根据法定的咨询程序，理事会征求欧洲议会的意见。其次，比较宪法研究中对Constitutional Identity现有讨论的母题在于一部宪法如何成为自身，以在二战后内容高度趋同的世界成文宪法之林找到自己的位置。

《罗马条约》的宪法化自此而起。持续进行的欧盟宪法整合过程同样提供了一种变动中演进的宪法观念。

53. Rome Treaty (1957), Chapter 1 Section 2, The Court of Justice, arts 164-188. 54. 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之前，欧洲法院的官方名称为欧洲共同体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JCE）。19世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学说此时被认为使得绝对化的国家主权成为了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国家对外扩张的暴力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从而成为欧洲诸国征战的理论动因。

现有研究对里斯本判决的侧重点是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影响和通过这一判决评价《里斯本条约》本身，没有涉及判决所载的宪法特质教义本身可以成为理解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线索，也没有引发对产生这一教义的现实权力机制的讨论。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这一判决的分析，见石佳友：《德国违宪审查机制考验下的欧盟法优先效力原则——以德国宪法法院关于欧洲中央银行公共债券购买计划的最新判决为例》，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第90-115页